旧时，郑州的纸张行业，起初有几家经营当地作坊产的本地纸和北方几个地方生产的纸张，又叫土纸。铁路通车后，我国江南所产的纸张开始进入郑州市场，卖南纸的店铺叫南纸店，还兼卖各种毛笔、墨盒、图章等。经营西洋纸者（又叫机制纸）称纸庄。

    二十世纪30年代， 西方的洋纸，大量涌入我国，主要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汉口等城市。郑州的纸商固守旧业，还没有人经营机制纸，可是，郑州有些政府部门、学校和京汉、陇海铁路驻郑机关有的已开始使用机制纸，特别是报馆（报社）杂志社，当时有30多家，就是用机制纸印刷报纸和公文的。因为机制纸不仅质地白又薄，而且价钱较低廉，从经济上和印刷质量上，都喜欢用机制纸，但在郑州买不到，就派人去京、津、沪、汉等地采购。

    这时，在福寿街路西应运而生了一家“泰昌号”纸庄。经理叫张敬堂，山西临汾人，十几岁时到北京一家纸庄当学徒，出师后专在外跑推销，看到郑州商埠，对机制纸的需求量相当可观，在掌柜的信任下，北京纸庄决定在郑设“泰昌号”纸庄分号。刚开业时，是做大宗批发的买卖，主要从天津、上海、汉口的一些洋行进西洋纸、报纸、铜版纸，与他做买卖的主要是郑州的大小报馆、学校、陇海院、纸铺等。由于当时郑州经营机制纸的只有“泰昌号”一家，买卖经营零售机制纸十分兴隆。郑州的纸业同行看到“泰昌号”纸庄经营机制纸生意红火，随之也有人仿效，郑州相继在钱塘里有“新记”纸庄，一马路有“三阳”纸庄，长春路有“顺兴号”纸庄，这些纸庄的出现，使“泰昌号”虽然失去了独霸郑州机制纸业的优势，但是“泰昌号”的张敬堂在市场竞争中，想办法招徕顾客，经营上严格遵守信用，薄利多销，卖出去的纸张牌号真，价格比市价低，有些信誉好的用户，当时可欠一部分款，逢节过年时，算账收款。以此来拉住几家大的用户。所以“泰昌号”的买卖依然兴旺，而且还有发展，先后又在西安等地开办了分支机构。

  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人心惶惶，欧美等国的洋纸货源断绝，洋纸庄因买卖陷入困境，而纷纷倒闭，有的只好又改营本地纸张和南方纸张来支撑门面了。

    王瑞明